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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归化浪潮的催化下，印尼足球重获新生。这条漫长而艰辛的归化之路，凝聚了从足协到球迷所有人的共同努力。
印尼足球的崛起已经成为亚洲足球的新叙事。
近一两个月来，印尼男足和国奥队在两项赛事中均有不俗表现，除了在世界杯预选赛中两度战胜越南外，还在刚刚结束的U23亚洲杯上连胜澳大利亚、约旦和韩国，距离巴黎奥运会入场券十分接近。一夜之间，高举“归化”大旗的印尼足球不再是“武侠阿蒙”，而是蜕变成为一只完全觉醒的“东南亚雄狮”。
殖民和移民
印尼足球的发展之路漫长而艰辛。早在上世纪初，荷属东印度国家队就曾参加过远东运动会和首届世界杯，并展现了国家队球员的多样性。例如，参加首届世界杯时，球队主要由印尼人、中国人和荷兰人组成。当然，这一切都和印尼的历史息息相关。
自1596年荷兰人豪特曼的船队抵达爪哇以来，印尼与荷兰的关系已持续4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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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在荷兰生活的印尼人多达170多万（如果算上印尼裔荷兰人的数量就更多了），占印尼华侨总数的近40%。他们已经融入荷兰社会的各个方面，足球也不例外。包括范佩西、范布隆克霍斯特、马凯、德容等一众知名足球明星，都或多或少有着印尼血统。在荷兰的乙、丙、丁级联赛中，印尼裔球员更是数不胜数。这样的历史渊源，为印尼足球的反弹奠定了基础。
事实上，除了这些“殖民”带来的“红利”外，国家独立后印尼人的不断涌入，也间接扩大了足球领域的“归化资源”。
印尼文化中，有一种文化叫梅兰陶（），当地语言意为“流浪、长途旅行”。这说明印尼人早就有出国、远离家乡的观念——一方面可以展现男子气概，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积累财富、知识和人生阅历。
因此，当欧美发达国家成为印尼人出国闯荡的首选时，纳因戈兰（拥有印尼血统的前比利时国脚）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值得一提的是，曾效力于西班牙国青队的归化印尼国脚阿买提，继承了印尼王室贵族的血统。他的祖母来自印尼锡塔罗群岛的瑟王国王室，是第十七世国王的直系亲属。2022年，阿买提还得到了王室管理机构努桑塔拉苏丹国王室委员会的认可，被授予“王子”称号。
可以说，庞大的华侨华人数量提供了数量基础，而历史的偶然性则进一步提升了华侨后裔参与足球运动的可能性，这在泰国、菲律宾等国家队的归化过程中都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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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审判
就东南亚足球而言，印尼的归化之旅起步很早，早在2000年，旅居荷兰的印尼人埃卡就创立了一支名为“印尼归化”的球队，并开始寻找拥有印尼血统的荷兰球员。
虽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也确认了部分球员的血统，但实际上却无一人进入印尼国家队。直到2010年，前乌拉圭国青前锋克里斯蒂安·冈萨雷斯才在时任印尼足协主席诺丁·卡立德的努力下，成功成为归化球员，改名为穆斯塔法·哈比比，并在当年的铃木杯上出场。他的出现，也被视为印尼队在“归化战略”上的首次尝试。
但实际上，这名放弃原国籍的乌拉圭人身上并没有印尼血统，他只是在印尼联赛踢了8年球后才成为归化公民，客观上符合要求。
至少在2010年前后，“归化球员”在东南亚和中国还是一个小众概念，并未引起太多关注。除了印尼，只有越南民众零星地进行“海外越南球员”的挖掘工作。直到今天，一些网站还保留着越南民众中知情人士收集的瑞典和挪威联赛越南球员的信息。
可惜，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受限于经济发展、国籍法的限制以及发展思路的狭隘，都是近几年才迈入“血统入籍”的大门，耽误了一些时间。
作为东南亚“归化血统”的领头羊，印尼足协并不满足于只招收一名乌拉圭人，在随后的三四年里，他们逐步推进这项工作，直到2014年铃木杯上，印尼国家队共派出四名归化球员。除了上文提到的冈萨雷斯，还有维克托·伊格诺内弗、拉斐尔·马伊蒂莫和塞尔吉尼奥·范戴克。其中，拉斐尔·马伊蒂莫和塞尔吉尼奥·范戴克都是印尼裔。
但可悲的是，由于印尼政府对足协和联赛工作的干涉，国际足联2015年颁布的一项禁令彻底打乱了印尼足球的发展，这也间接导致印尼足球被打上了“归化无用”的标签。
一晃五年过去，印尼国家队却错过了一次非常宝贵的发展机遇，眼睁睁地看着卡塔尔人登上亚洲之巅。2019年年底，印尼足协宣布韩国人申台龙出任国家队主教练，几乎被遗忘的归化之门重新开启。
近两年，印尼国家队派出越来越多的归化球员参加洲际比赛：2022年铃木杯就有3人入选；2023年亚洲杯小组赛就有7人到位；而到了今年的国家队比赛，10人归化矩阵几乎占到了球队的一半。
截至目前，印尼国家队归化球员总数已超过30名，愈发清晰的救赎之路让他们对归化战略坚定不移。
“双百”目标
众所周知，印尼足球“归化”的背后有一个操纵者——前国际米兰主席埃里克·托希尔。他在2023年出任印尼足协主席后，通过一系列有效举措让印尼国家队走上快车道。
他在向国际足联提交的报告中，为印度足球提出了“双百”目标：闯入世界排名前100名并培养至少154名有能力为国家队效力的球员。
托希尔执掌印尼足协的一年时间里，印尼国家队的世界排名从第157位上升至第142位，即便面对亚洲顶尖球队，比赛也相当均衡。
可以说，托希尔通过“归化计划”为印尼足球下了猛药，他增加了归化球员的总体数量，也为这些球员获得印尼国籍打开了一扇便捷的大门。这是一个有趣的现实。一个国家能否推进归化战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球员能否获得祖籍国的国籍——在中国足球前一阶段的归化浪潮中，这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东亚、东南亚大部分国家都实行“单一国籍法”，印尼就是其中之一。印尼不允许双重国籍，但2006年在女权团体游说下，印尼政府开始允许儿童在年满17岁前保留双重国籍，但年满21岁后，必须选择单一国籍。
现在看来，这样的细微变化反而给了印尼足协发挥空间，他们通过基层力量，发现了数百名活跃在欧洲青少年联赛的印尼裔球员，积极为他们办理护照，并引导他们到印尼各级青少年队效力。
成年国家队方面，最近刚刚加入印尼国籍的马尔腾·普拉斯（ Plas）、杰伊·伊泽斯（Jay Izers）、贾斯汀·胡布纳（ ）、内森·周亚安（ Zhou Yaan）、谢恩·帕蒂纳玛（Shane ）、马克·克洛克（Mark Klok）、汤姆·海耶（Thom Haye）、伊瓦尔·詹纳（Ivar ）、拉斐尔·斯特鲁克（ ）和拉格纳·奥拉特曼戈恩（ ）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获得了印尼护照。
据印尼内阁高级部长4月30日的公开讲话，印尼政府计划为居住在国外的高级人才提供双重国籍，但该法案尚未正式生效。但根据今年3月13日国际足联就周亚安代表资格问题回复印尼足协的信函，明确显示周亚安拥有印尼和荷兰双重国籍。
显然，这是托希尔所做的幕后工作之一，他为印尼国家队归化争取到了足够的政策支持和筹码，推动政府提前向足球精英们开出尚未下达的法案。
这些球员中，杰伊泽斯23岁，周亚安22岁，拉斐尔斯特鲁克21岁，伊瓦尔詹纳20岁。他们都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远没有到为了国际比赛经验而赌上一切的年龄。在印尼足协开出“非常有说服力”的优厚条件后，这些年轻人都欣然接受了邀请。
人民战争
印尼足球的振兴离不开印尼足协的支持和运作，但能在短时间内找到大量归化球员名单，还有赖于印尼球迷的无私奉献。
在整个东南亚，寻找海外球员的行动非常广泛，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都是如此。但最有功劳、最能挖掘、在自媒体运营中最具影响力的，还是印尼球迷。
“”是印尼球迷在国外社交媒体上运营的最成功的归化足球自媒体，拥有近15万粉丝，还孵化了“Blood”等多个独立账号。
这支运营队伍背后的人其实并不是印尼足球从业者，而是三名大学生，目前他们已经发掘了500多名印尼裔海外球员，其中有50到60名有能力代表印尼国家队出战。
或许这就是托希尔所说的“至少有 154 名球员有能力为国家队效力”的依据。
可以说，他们的工作为印尼足协选拔球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托希尔显然也用实际行动认可并回报了年轻人的热情与奉献。
对于这三名大学生来说，发展印尼足球不是某个人、组织、俱乐部或团体的责任，而是全体印尼球迷的共同使命。他们曾说：“当你打开任何一位被公开报道但未归化的印尼球员的社交账号时，你都会在评论区看到印尼国旗和印尼球迷的热情邀请。”
印尼足球在世界杯预选赛和U23亚洲杯上取得的每一次胜利都是对这些贡献者的最好奖励。
作者：Jallo Tang，
本文原载于《足球周刊》第891期
发布日期：2024.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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