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首次在北半球冬季举办的世界杯也是“最昂贵的一届”，有媒体估计卡塔尔为此投入了约3000亿美元。在2022年世界杯开幕前不到一周，宣布卡塔尔获得主办权的前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公开表示，选择卡塔尔是“一个错误”。由于申办腐败、劳工等问题，这又是一届“最具争议的世界杯”。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预测，本届世界杯全球观众可能突破50亿，比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增加14亿。伦敦布鲁姆斯伯里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姆迪·马迪奇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卡塔尔埃米尔（最高领袖）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正在实现他的目标：“让世界上每个懂足球的人都能拼写出‘卡塔尔’。”
“2022年世界杯给国际足联带来很多质疑，卡塔尔也因此受了不少苦，他们从来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批评。”国际足联前发言人吉多·多尼奥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然而一旦大幕拉开，一切的焦点都会集中在比赛本身上，幕后的问题就不再重要了。”
10月16日，人们在卡塔尔多哈球迷卡服务中心与背景墙上的吉祥物合影。
一次失败的“压力测试”
位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以北约20公里处的路萨尔体育场，犹如阿拉伯金碗般矗立在波斯湾岸边。12月18日，2022年世界杯决赛将在这座可容纳8万名观众的体育场举行。这一天也是卡塔尔的国庆节。
就在本届世界杯正式开幕前两个月，政府对路萨尔球场进行了“压力测试”：2022年9月9日，超过7.7万人涌入这里，观看沙特与埃及的“路萨尔超级杯”比赛。这场卡塔尔历史上观众人数最多的足球比赛结束后，结果显示测试并不成功：停车场与球场之间的穿梭巴士安排不当，不少观众被迫在高温下步行近一小时才能进入球场；中场休息后，球场内出现“缺水”现象，自来水和瓶装水均已耗尽。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问题还有空调故障。参与测试的人士告诉受邀担任顾问参与卡塔尔世界杯申办工作的法国斯卡马尔商学院教授西蒙·查德威克：“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11月13日，卡塔尔世界杯主会场路萨尔体育场灯火通明。
这一幕似曾相识：2006年，多哈亚运会也在卡塔尔举行。精彩的开幕式刚结束，大雨倾盆而下，令政府猝不及防，现场秩序混乱，交通受阻。人们不得不涉水而行，有的运动员在雨中被困超过30分钟。事后，一名浑身湿透回到酒店的国际奥委会官员表示，正是这次事件让多哈失去了争夺2016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机会。如今，卡塔尔正在筹备2030年多哈亚运会，并计划申办更多国际赛事。
对于卡塔尔来说，举办世界杯需要克服重重障碍，其中首要的难点便是天气。尽管在2010年12月确定2022年世界杯主办城市的国际足联执委会会议上，没有任何选民提及天气话题，但国际足联随后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会议前夕发布的评估报告明确提到，在世界杯常规夏季比赛周期内，卡塔尔“平均气温很少降到37℃以下”，而卡塔尔申办团队则声称可以“研发新的降温技术”。
但在“新降温技术”诞生之前，国际足联已于2013年10月成立工作小组，研究如何针对卡塔尔的天气情况改变世界杯赛程：避开夏季、避开斋月、避开冬奥会，并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在2022自然年完成比赛。11月到12月成为唯一可能的选择，即使这意味着临近欧美的圣诞假期，也意味着各大俱乐部不得不让主力球员在赛季中离队，而国际足联则必须向转播商支付赛程变更的补偿金，而转播商是其世界杯收入的主要来源。
天气问题只是一系列困难的开始，也是其中最容易解决的。查德威克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虽然卡塔尔举办过一届亚运会、几届世锦赛，但世界杯与多数赛事的区别在于规模。“修建和运营一座主体育场，和修建和运营8到12座人头攒动的足球场不一样。”拥挤混乱的场面几乎在每一届世界杯上都会出现。卡塔尔申办世界杯那一年，2010年南非世界杯热身赛期间就发生踩踏事件，造成多人受伤。今年5月，法国欧冠决赛期间，数万球迷爆发骚乱，百余人被捕，所幸没有造成严重伤亡。
对于目前常住人口不足300万的卡塔尔来说，问题更加严重，预计本届世界杯一个月内将有120万至150万人入境卡塔尔，超过2020年和2021年入境游客总数。
决定将主体育场设在新建城市路萨尔，而不是多哈，是关键的一步。这当然出于多重考虑，比如宣传新城的品牌、与阿联酋新兴金融城市竞争、方便接待独自前来喝酒的外国游客等。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多哈无法承受世界杯期间巨大的人流和交通压力。马迪奇指出，多哈平时就是一座交通拥堵的城市，世界杯期间的交通量很可能会增加十倍以上。
但路萨尔距离多哈仅20公里，这意味着多哈仍将承受“最大的压力”。查德威克今年9月到访时发现，政府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外来务工人员被告知世界杯期间离开卡塔尔，赛程结束后才返回；政府工作人员将在比赛期间居家办公，所有学校都将关闭。但与此同时，他发现多哈的街道更加拥堵：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仍在大规模建设中。
2010年12月2日，得知卡塔尔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后，多哈民众走上街头庆祝。
一些外界专家对此感到难以理解：本届世界杯的经费是历届最高的，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20倍。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债务压力最轻的一届世界杯。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多尔西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得益于主办城市是“世界第四富裕国家”，2022年世界杯最大的特点是“钱基本不是问题”。有资金、有12年时间，基建为何还这么难？
查德威克解释道，2010年至2022年这段时间很漫长，对于85%财政预算依赖能源收入的卡塔尔来说，并非一帆风顺。2015年，中东地区遭遇了最近一次石油危机，参与足球运营的重要机构卡塔尔基金会一度裁员1万人。2017年沙特等国对卡塔尔实施外交封锁，以及新冠疫情导致的海外投资损失，进一步影响了卡塔尔政府的财政收入。
因此，卡塔尔的世界杯计划在过去几年中数次缩减，建设的体育场数量从最初计划的12座减少到仅8座：这是国际足联设定的最低标准。
即便如此，卡塔尔世界杯的投入也从最初估计的950亿美元，增加到了阿尔萨瓦迪所说的“超过2200亿美元”的预算。除了大型赛事常见的预算超支现象外，查德威克指出，预算激增还源于卡塔尔独特的困境：在国际社会的批评声浪高涨之时，多哈的管理者们意识到，世界杯的很多问题在申办时都没有被考虑到。
“卡塔尔买下了世界杯”
2004年1月，时任国际足联发言人的多尼奥尼作为2006年多哈亚运会顾问来到卡塔尔，当他与时任多哈亚运会组委会主席阿勒萨尼会面时，对方第一句话就是：“你认为我们可以申办世界杯吗？”
“我说：不，不行，卡塔尔太小，气候也不适合。”多尼奥尼最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2009年，国际足联宣布启动2022年世界杯主办城市竞标。竞标者大多为西方强国，无人将卡塔尔视为对手。国际足联派出的专业评估小组当时评估，卡塔尔是所有候选主办城市中唯一“高风险”地区。美国代表团直到结果公布后才相信他们会落败。多尼奥尼透露，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倾向于美国，“他的计划是2018年给俄罗斯，2022年给美国，2026年给亚洲超级大国，卡塔尔不在他的计划之内。”
卡塔尔位于波斯湾西南岸的一个狭长半岛上，国土面积约1.15万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足200万。这里的第一个足球协会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英国殖民时期后期，比亚足联成立时间还要早。到20世纪初，卡塔尔足球已经建立了三级联赛体系。然而，时任阿联酋沙迦大学教授的马迪奇在研究卡塔尔申办世界杯前后该国足球产业时发现，当地人对本国足球并不十分了解。
11月10日，卡塔尔多哈世界杯风景。
2010年，卡塔尔国家队在国际足联的排名体系中位列第113位。马迪奇回忆说，当时人们“连自己国家的球员都叫不出名字”。这是当时中东足球界的常态：顶级联赛和低级联赛之间没有升降级机制，观众席总是空荡荡的，即使免费零食盒里放着，也没人来。虽然引进了一些外籍球员和教练，但在他们家乡的欧洲俱乐部，人们传言只有失败者和“淘金者”才会去卡塔尔。
面对国内现状和国际质疑，卡塔尔为何要申办世界杯？卡塔尔大学教授、前卡塔尔大学体育科学项目主任马赫福德·阿马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2009-2010申办赛季，距离卡塔尔政府“认识到体育的力量”仅仅过去了三年。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来说，体育的发展不是源于“游牧时代的古老传统”，而源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战争”。
1990年海湾战争爆发，中东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剧变时期第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2001年“9·11”事件爆发，宗教恐怖主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而焦点又再次转向中东。石油、脆弱、保守、极端、受外部势力影响逐渐成为该地区的标签。阿马拉回忆说，海湾国家被迫开始重建自己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网络，新兴的“软实力”概念成为“弥补安全漏洞”的关键路径。投资媒体、航空、体育成为所有中东国家选择的道路。
卡塔尔曾做过多次尝试：创建半岛电视台、卡塔尔航空、举办亚运会。2006年，卡塔尔首次承办超大型国际盛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亚运会。近半个世纪未见的大雨导致事故不断，但开幕式的空前投入却吸引了全球17亿观众，让欧洲人罕见地被亚运吸引，甚至引得奥运会开幕式团队前来“取经”。这也是卡塔尔首都多哈首次成为世界知名城市。阿马拉指出，这次经验成为卡塔尔“通过体育实现国际化战略”的里程碑。
亚运会后的次年，更大的布局在足球领域悄然展开。西媒称，时任卡塔尔投资局和卡塔尔国家奥委会主席的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是幕后黑手。他当时是埃米尔的第四个儿子，但已被外界视为接班人。
查德威克是受邀参与卡塔尔世界杯申办的外籍顾问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卡塔尔已达成共识，将在2006年至2008年期间申办世界杯。2006年底，卡塔尔全面改革联赛机制，参加亚冠联赛，并成立了第一个培养体育专业人才和开展体育交流的精英学院（）。
与此同时，卡塔尔多国首都开始入局，在成功申办世界杯后不到半年，卡塔尔主权财富基金就以5000万欧元收购了巴黎圣日耳曼70%的股份，并在当年斥资8400万欧元引援，让巴黎圣日耳曼在2013年至2019年期间六次夺得法甲联赛冠军。
几乎与卡塔尔同步，阿联酋、巴林、沙特等中东国家也将海外投资重心转向欧洲各大足球联赛。虽然一级方程式赛车巴林大奖赛的投资回报率也很高，但查德威克指出，与某些特定地区或特定群体流行的赛事相比，足球是最受欢迎的。国际足联有211个成员，比国际奥委会多5个。世界杯和欧冠是全球最大的两大体育赛事。另一个因素是，没有一项运动能像足球一样，在欧洲主要国家拥有如此大的商业和政治影响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西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只有了解中东国家与其他国家投资体育的目的差异，才能把握整个“世界杯故事”的脉络。“中东国家投资体育的目的不只是为了盈利或软实力，而是为了寻求国际合法性。说得更直白一点：中东国家希望通过打造软实力，让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大国承认它们是正常的、现代化的国家，从而与国际社会保持合作，获得大国的保护和支持。”
11月11日，人们在卡塔尔多哈滨海大道的世界杯倒计时钟旁拍照。
“我们之间的交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随后透露，由于金融危机给高成本大型赛事带来前景不明朗，国际足联各大赞助商有意减少投入。国际足联执委会被迫决定打破“每届一个申办”的传统，在2010年同时确定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的举办城市。2018年是“回归欧洲”，2022年世界杯必须由非欧洲国家举办。
与此同时，在金融危机后能源价格上涨的刺激下，卡塔尔国内生产总值不降反升，2009年比五年前翻了一番。此外，卡塔尔将申办世界杯描述为“第一届中东世界杯、第一届阿拉伯世界杯”，这一说法借鉴了2002年韩日世界杯，并有媒体报道称“部分赛事可以与周边国家联合举办”。
法国斯卡玛格商学院教授西蒙·查德威克将此形容为特殊节点上的“双向冲击”。他指出，卡塔尔符合国际足联对金融危机后“最大潜力市场”中东地区的关注：这里经济状况良好，足球热情不减，从沙特到伊朗，当地的足球比赛常常吸引数万名观众。职业联赛不发达，观众流失，恰恰是国际足联介入的机会。
2010年12月1日，卡塔尔经过国际足联执委会22名成员的4次投票，击败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美国，获得2022年世界杯主办权。消息一出，欧美震惊，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是合法的胜利。国际足联秘书长瓦尔克在邮件中称，“卡塔尔买下了世界杯”。
在舆论压力下，国际足联聘请美国法学家加西亚进行独立调查，揭露了复杂的交易图景，涉及卡塔尔自2006年以来几乎所有的足球计划。
调查人员发现，以培训合作为名开设的卡塔尔精英学院与泰国的合作尤为密切，这和拥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泰国执委会委员马库迪有关。调查的焦点是一次可疑的会议：卡塔尔和泰国在会议上讨论了巨额天然气合作协议和“推动足球合作”。
在接受调查时，涉事人员称会议涉及这两个话题，一部分只讨论天然气，另一部分只讨论足球。加西亚在最终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何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话题出现在一场会议上。
调查还指出，高层也参与其中。2010年11月，拥有投票权的国际足联副主席兼欧足联主席米歇尔·普拉蒂尼参加了一次午餐会。普拉蒂尼告诉调查人员，他以为这是与当时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私人午餐，但当他到达时，他发现卡塔尔埃米尔的第五个儿子和当时的卡塔尔首相也在场。当然，普拉蒂尼补充说，两个政府都没有明确要求他投票给卡塔尔。
在遭遇重重阻碍后，加西亚于2015年9月提交了一份长达430页的调查报告。国际足联随后表示，卡塔尔的行为没有影响投票结果的公正性和完整性，因此没有必要重新投票。此后，瑞士、美国、法国等地的一系列调查陆续展开，包括布拉特、普拉蒂尼在内的高层官员受到法庭指控，但2022年世界杯申办是否存在腐败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卡塔尔称，这些指控是恶意的，含有种族歧视的意味。
长期研究国际足联腐败问题的密歇根州立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布鲁斯·比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和处理与世界杯有关的幕后交易几乎是不可能的。“当一个在法国‘旅行’的卡塔尔人贿赂一个住在美国的秘鲁人，而这笔钱被汇到开曼群岛的一家银行时，谁能调查这笔贿赂？”他说。“国际足联确实受其总部所在地瑞士的法律管辖，但瑞士几乎没有发生过犯罪。”
不过，所有受访者都表示，贿赂丑闻不会影响本届世界杯的成败和卡塔尔的声誉。“国际足联内部一直存在腐败现象，1998年法国世界杯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也未能幸免。卡塔尔只是按照其他国家的规则踢球而已，”查德威克说，“只不过他们花了更多的钱，所以踢得更好。”他指出，现在回首这段历史，人们不应该忽视卡塔尔有举办世界杯的必要性，国际足联也有在中东推广足球的目标。这归根结底是“你我之间的交易”。
11月11日，在卡塔尔多哈，人们透过伊斯兰艺术博物馆阳台上的拱门眺望多哈的建筑。
“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
申办成功时，卡塔尔人没有想到世界杯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多变化。据英国《卫报》调查，卡塔尔申办世界杯成功三年来，共有500多名尼泊尔工人和700多名印度工人在大型施工一线因高温和加班而死亡。他们的身份证被没收，没有食物和水，很多人拿不到工资，甚至还要向劳务公司支付费用。
这在卡塔尔并非新鲜事：该国常住人口中只有15%是卡塔尔公民，近85%的常住人口是外国公民，主要是来自南亚的廉价劳动力。他们没有公民权，甚至被卡塔尔法律要求不得主动更换雇主。这源于一种名为“卡法拉”（）的制度，该制度源于伊斯兰教法，在上世纪中叶海湾国家开始大规模开采石油时再次兴盛起来，并一直延续至今。
哈桑·阿尔·萨瓦迪一直在努力解决劳工问题。他是卡塔尔政府为2022年世界杯设立的组委会——最高交付和遗产委员会的秘书长。2017年11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会见了阿尔·萨瓦迪。多西觉得不同寻常的是，阿尔·萨瓦迪承认“很多人对国际足联选择（卡塔尔）感到不满”，并指出劳工问题和其他展示挑战确实存在。
“我明白人们很容易生气，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破灭的世界，”萨瓦迪先生说。“但我们正在实现难以想象的事情。”
“和任何社会一样，卡塔尔也存在派系，对世界杯的看法也存在分歧，”查德威克说。塔瓦迪和他领导的最高委员会被认为是“开明的”。塔瓦迪在英国学习，会说四种语言，并曾在欧洲和美国担任律师。问题是：他不是劳工部长。让事情复杂化的是，卡法拉制度涉及的雇主担保问题属于内政部的管辖范围。
自2010年以来，查德威克多次参加最高委员会与卡塔尔政府部门之间的会议。他深受沙漠部落传统“大议会”风格的折磨。“这种决策方式当然有其历史原因，但现实情况是，对于任何问题，各部门都必须进行长时间的大讨论，以寻求所谓的‘中间道路’，”查德威克说。“我的感觉就像在市场上讨价还价。”
变故发生在2016年。2013年，老埃米尔决定退位，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成为阿勒萨尼家族第一位不靠政变顺利继位的领导人。1980年出生的他，当时年仅33岁，是卡塔尔历史上最年轻的领导人，也是当时阿拉伯世界最年轻的国家元首。与父亲相比，新君主与塔瓦迪有更多共同点，他们都曾在英国留学。塔瓦迪曾是塔米姆在卡塔尔投资局的总法律顾问，也是塔米姆领导2006年亚运会组委会时的重要助手。
西方媒体称，塔米姆出任埃米尔后，由于军队等部门“缺乏基础”，并未迅速启动大规模改革，但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效率的部门合作和预算削减措施却悄然启动。2016年1月，塔米姆对卡塔尔政府进行了“旨在提高政府运行效率”的改革，更换了多名部长，合并了多个部门。在查德威克的印象中，“大约从2015年开始”，他感觉卡塔尔政府的决策效率有所提高。
劳工问题终于得到解决。2017年10月，国际工会联合会与卡塔尔政府签署协议，改善了200多万移民工人的法律地位：工人不再需要雇主的许可才能换工作或离开卡塔尔，也不需要支付“招聘费”。八个政府运营的招聘中心帮助他们消除了雇主不公平的合同条款。
对于卡塔尔来说，这意味着备战世界杯的成本突然增加。仅2020年，卡塔尔政府就额外花费了8亿美元用于隔离和治疗感染冠状病毒的工人。2020年8月，政府还为所有工人制定了每月1000里亚尔（27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国际劳工组织指出，这是中东地区“第一个非歧视性最低工资标准”。政府还要求劳务公司退还此前收取的招聘费用，媒体报道称，目前已退还了2000多万美元。
其他变化也随之而来。2020年12月，卡塔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在2022年世界杯期间出现彩虹旗。与此同时，Al 宣布卡塔尔根据伊斯兰法调整了禁酒政策，允许在赛事期间每天最多19个小时销售酒精饮料。但今年11月18日发布的最新政策要求在八个世界杯场馆周围全面禁止销售啤酒。
不少专家指出，除了领导人思维转变，卡塔尔“惊人转变”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查德威克认为，关键在于卡塔尔意识到了世界杯的“聚光灯效应”：当国际劳工组织和人权组织开始谈论这里的劳工权益问题时，各国足协、俱乐部、球星甚至国际足联的主要赞助商也加入了关注和批评的行列。如果主办城市不能妥善回应关切，所有人的利益都会受到损害。
不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尔西指出，“聚光灯效应”始终存在，在卡塔尔之前举办过世界杯的国家也曾面临腐败和人权问题的指控，但“没有一个国家像卡塔尔一样在立法和机构上做出过同样的改变”。
这也正是多尔西支持卡塔尔举办本届世界杯的原因：与那些“大国”不同，卡塔尔是少有的“小国举办超大型赛事”，其国际影响力和国家安全几乎完全依靠“软实力”而非军事实力。这意味着国际认可度和国际声誉对卡塔尔来说远比以往任何一届世界杯主办国都重要。“卡塔尔世界杯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以往很多届世界杯的真正遗产只有债务和废弃的场馆，只有卡塔尔世界杯才是一届给主办城市带来真正改变的世界杯。”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和接受改变。2019年11月，卡塔尔世界杯筹建的第九年，查德威克在多哈乔治城大学卡塔尔中心发表了一场关于世界杯的演讲。演讲结束后，当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拦住他，说：“我不想在我的国家举办世界杯。”“为什么？”“因为它冒犯了我传统的伊斯兰价值观。”
“双向冲撞”越来越多？
多尼奥尼表示，随着赛事的展开，人们会忘记现在讨论的一切，把注意力集中在精彩的比赛上，为梅西和罗纳尔多的告别表演、法国队的卫冕之旅和每一场比赛欢呼或哭泣。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国际足联还是卡塔尔，世界杯的“运营者”都必须思考：本届世界杯将留下什么遗产？
体育社会学家Ben 曾经说，现代运动是“从2010年代到2020年代的大规模景象”，感到世界杯的准备工作使卡塔尔人的民族骄傲升高了。在某些方面，比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地区强大。”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官方球。
但是，随着民族骄傲的增长，卡塔尔及其邻国之间的冲突也在加剧，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国家对卡塔尔施加了外交封锁，指责它支持恐怖组织，并与伊朗太近，与伊朗太接近了，卡塔里政府否认了这一竞争。
阿尔扎基（）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中东前首席经济学家指出，中东国家仍处于一个依靠能源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小市场中，因此能源出口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该地区的竞争力量降低了最低的竞争，这使得该地区的经济范围最低。相反，在韩国和日本，2022年的世界杯进一步加剧了中东的“体育武器竞赛”。
在成功竞标世界杯之后，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竞争了举办2030年和2034年的亚洲比赛的权利，卡塔尔赢得了2030年和沙特阿拉伯的2034年。俱乐部世界杯”。沙特阿拉伯也试图组建一个新的区域足球联盟“西南亚足球联盟”。
卡塔尔大学教授，卡塔尔大学体育科学计划的前主任 Amara承认，考虑到卡塔尔的人口规模，“与中东邻国进行如此广泛的竞争是没有好处的。”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阿联酋在曼城和皇家马德里进行了投资，卡塔尔赞助了巴黎圣日耳曼，拜仁慕尼黑和巴塞罗那，这是欧洲足球俱乐部增长的最高成长，他们的价值在2019年的平均成绩增加了欧洲足球市场的平均成绩。不要将利润视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即“购买，购买，购买”的金色足球模式，以及中东对大规模赛事的热情，可能会成为其国家形象的负资产。
许多专家指出，以货币驱动的足球的最终解决方案是改善当地的运动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2022年世界杯能否促进中东地区的当地体育文化的繁荣，这是值得注意的。中东观众将登上自己俱乐部联赛的观众席位，并在当地体育行业促进统一的立法，将决定世界杯的遗产是否可以从长远来看有助于中东的“软实力”。
好消息是，从2026年的世界杯开始，将有48支球队，而不是获得世界杯决赛的资格，这意味着在票务，赞助和广播收入中增加了10亿美元。
